自我所翻譯的卡繆《異鄉人》版本上市至今，已經過了十多個年頭。這期間我的職涯自然經歷了不小的轉變；雖然譯筆未曾停歇，但不要說經典名作了，要論真正的純文學譯作，《異鄉人》原本真該是我的最後一本。
當初接下這本書翻譯工作的機會來得偶然，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市面上也碰巧沒有更新、更當代的譯本流通，這或多或少可能成了 2009 的這個版本在那十年之間，能夠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原因之一。記得敦南誠品永久熄燈之前，我曾經有過的一個只有譯者本人能享有的小小生活調劑，便是路過時到法國文學區，翻看它的版權頁，了解（讚嘆）一下其發行現況——在我為數不多的作品當中，即便是最「長壽」的工具類書籍，重印的次數與之相較，都望塵莫及，而這還不包括其他授權的紙本或電子版本在內。也難怪後來於媒體任職之時，有幾位相熟的朋友跟同業引見我，除了某某刊物副總編輯的職稱，總是不忘特地補上一句「《異鄉人》的譯者」了。
多年過去，新結識的朋友裡頭，不乏有對上家中藏書譯者姓名後恍然大悟的，而近兩年問世的新版本之中，除了有時不時與我在社群網路上插科打諢的後輩的手筆，赫然也有多年前法語啟蒙老師的新譯；於我來說，這些都是有幸翻譯名家代表作品，才有機會享有的又一種新奇體驗。如今，這本相隔多年的第二本卡繆作品《快樂的死》，則是另一個我從《異鄉人》收穫的緣分。
於 1936 到 1938 年間創作的《快樂的死》，雖是卡繆實際意義上的處女作，卻在 1971 年也就是他過世 11 年之後，才正式付梓出版。其中緣由也很簡單，作者完成初稿之時，前輩們尤其是與他一直維持亦師亦友關係的尚‧葛尼耶（Jean Grenier，法國哲學家暨作家，是卡繆從高中到大學的授業恩師，對他早期的成長與創作歷程，有過舉足輕重的影響），給出的評價並不是非常正面。他在寫給法蘭辛妮‧彿荷（Francine Faure，卡繆的第二任妻子，兩人 1940 年在法國里昂完婚）的信中提及此事，甚至明確直言自己聽完他們委婉的意見，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便是這部作品是個失敗之作。正因如此，他決定推遲自己第一本小說的發表時間，打算重新做一番調整與修改。（不過話說回來，其實 1941 年葛尼耶讀完《異鄉人》的完稿後，也沒有給作者太多讚譽和鼓勵；所幸經過了兩、三年的歷練、沉澱與反思，此時的卡繆做出了別樣的選擇。其間這對師徒的魚雁往返，透露出兩人關係微妙變化的種種蛛絲馬跡，實在令人拍案叫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讀一讀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也是 20 世紀法國歷史與文化專家的艾莉絲‧卡普蘭〈Alice Kaplan〉所著的《尋找異鄉人》〈Looking for The Stranger: Albert Camus and the Life of a Literary Classic〉，滿足一下作為書迷和作者粉絲的吃瓜欲。）
之後的發展便如後世所知，原本計畫著手的修文工作並未如期進行，而是永遠地擱置了；或者說，作者所做的已經不是修文，而是在一發不可收拾的靈感驅使之下，直接以《快樂的死》一小部分內容為基礎，發想成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也就是 1942 年出版的《異鄉人》。於是乎，《異鄉人》的忠實讀者在閱讀本書前半部的時候，一定會經常有一種déjà vu（似曾相識，或說既視感）的感覺。如果看的是原文版，更是打從第一部第一章的第一行開始，當主人翁梅爾索（Mersault）的名字映入眼簾，便可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異鄉人》的莫梭（Meursault）；後者只比前作多加了u這個字母，但卻已足夠引起後人的諸多好奇與探究。懂法語的朋友多半會注意到僅僅一字之差，莫梭的名字便對應上了「死亡」（mourir）這個詞（其直陳式現在時態第一人稱單數為 meurs），而能與這部作品的主要情節與敘事者的終局互為呼應；身為優質白葡萄酒愛好者與忠實擁護者的我，則認為卡普蘭的另一個推測更得我心：「對法國讀者來說，這名字代表的只能是美味又昂貴的布根地（Bourgogne）白酒。」據卡普蘭考證，部分卡繆專家相信，他是在某個餐會上品嘗到布根地知名酒村默爾索（即 Meursault）的同名美酒，才獲得了靈感，將 u 這個字母加了進去，好將兩部作品的主角名字區分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