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Hollandaise vineuse / 酒官鳥卡兒

自我所翻譯的卡繆《異鄉人》版本上市至今，已經過了十多個年頭。這期間我的職涯自然經歷了不小的轉變；雖然譯筆未曾停歇，但不要說經典名作了，要論真正的純文學譯作，《異鄉人》原本真該是我的最後一本。

當初接下這本書翻譯工作的機會來得偶然，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市面上也碰巧沒有更新、更當代的譯本流通，這或多或少可能成了 2009 的這個版本在那十年之間，能夠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原因之一。記得敦南誠品永久熄燈之前，我曾經有過的一個只有譯者本人能享有的小小生活調劑，便是路過時到法國文學區，翻看它的版權頁，了解（讚嘆）一下其發行現況——在我為數不多的作品當中，即便是最「長壽」的工具類書籍，重印的次數與之相較，都望塵莫及，而這還不包括其他授權的紙本或電子版本在內。也難怪後來於媒體任職之時，有幾位相熟的朋友跟同業引見我，除了某某刊物副總編輯的職稱，總是不忘特地補上一句「《異鄉人》的譯者」了。

多年過去，新結識的朋友裡頭，不乏有對上家中藏書譯者姓名後恍然大悟的，而近兩年問世的新版本之中，除了有時不時與我在社群網路上插科打諢的後輩的手筆，赫然也有多年前法語啟蒙老師的新譯；於我來說，這些都是有幸翻譯名家代表作品，才有機會享有的又一種新奇體驗。如今，這本相隔多年的第二本卡繆作品《快樂的死》，則是另一個我從《異鄉人》收穫的緣分。

於 1936 到 1938 年間創作的《快樂的死》，雖是卡繆實際意義上的處女作，卻在 1971 年也就是他過世 11 年之後，才正式付梓出版。其中緣由也很簡單，作者完成初稿之時，前輩們尤其是與他一直維持亦師亦友關係的尚‧葛尼耶（Jean Grenier，法國哲學家暨作家，是卡繆從高中到大學的授業恩師，對他早期的成長與創作歷程，有過舉足輕重的影響），給出的評價並不是非常正面。他在寫給法蘭辛妮‧彿荷（Francine Faure，卡繆的第二任妻子，兩人 1940 年在法國里昂完婚）的信中提及此事，甚至明確直言自己聽完他們委婉的意見，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便是這部作品是個失敗之作。正因如此，他決定推遲自己第一本小說的發表時間，打算重新做一番調整與修改。（不過話說回來，其實 1941 年葛尼耶讀完《異鄉人》的完稿後，也沒有給作者太多讚譽和鼓勵；所幸經過了兩、三年的歷練、沉澱與反思，此時的卡繆做出了別樣的選擇。其間這對師徒的魚雁往返，透露出兩人關係微妙變化的種種蛛絲馬跡，實在令人拍案叫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讀一讀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也是 20 世紀法國歷史與文化專家的艾莉絲‧卡普蘭〈Alice Kaplan〉所著的《尋找異鄉人》〈Looking for The Stranger: Albert Camus and the Life of a Literary Classic〉，滿足一下作為書迷和作者粉絲的吃瓜欲。）

之後的發展便如後世所知，原本計畫著手的修文工作並未如期進行，而是永遠地擱置了；或者說，作者所做的已經不是修文，而是在一發不可收拾的靈感驅使之下，直接以《快樂的死》一小部分內容為基礎，發想成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也就是 1942 年出版的《異鄉人》。於是乎，《異鄉人》的忠實讀者在閱讀本書前半部的時候，一定會經常有一種déjà vu（似曾相識，或說既視感）的感覺。如果看的是原文版，更是打從第一部第一章的第一行開始，當主人翁梅爾索（Mersault）的名字映入眼簾，便可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異鄉人》的莫梭（Meursault）；後者只比前作多加了u這個字母，但卻已足夠引起後人的諸多好奇與探究。懂法語的朋友多半會注意到僅僅一字之差，莫梭的名字便對應上了「死亡」（mourir）這個詞（其直陳式現在時態第一人稱單數為 meurs），而能與這部作品的主要情節與敘事者的終局互為呼應；身為優質白葡萄酒愛好者與忠實擁護者的我，則認為卡普蘭的另一個推測更得我心：「對法國讀者來說，這名字代表的只能是美味又昂貴的布根地（Bourgogne）白酒。」據卡普蘭考證，部分卡繆專家相信，他是在某個餐會上品嘗到布根地知名酒村默爾索（即 Meursault）的同名美酒，才獲得了靈感，將 u 這個字母加了進去，好將兩部作品的主角名字區分開來。

默爾索不僅白酒舉世聞名，每年 11 月底於當地舉行的「一支會」（La Paulée de Meursault），更是一票難求的全球酒迷盛事。我有幸在 2019 年參加過那麼一回，親身體驗尊貴如 DRC 莊主，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酒迷們齊聚一堂、同席飲宴的法式 convivialité 精神，至今難忘。該年度盛會自 1920 年代中葉起延續至今，有近兩百年歷史；那麼，當年卡繆是否也曾經是座上賓？

作為 20 世紀最負盛名和最重要的法國作家之一，卡繆的作品難免成為一再演繹、推敲、研究的對象；更何況無論是《異鄉人》，還是被後世稱為其「前傳」的《快樂的死》，都蘊含了濃郁的自傳成分，且尤以後者為甚。隨著小說情節的推展，讀者可望如拼圖一般，逐一拼湊出青年卡繆的出身與前半生的寫照；從他成長的阿爾及爾小區貝勒庫爾、令其父親英年早逝的馬恩河戰役、以他舅舅為藍本塑造的失聰製桶匠、肺結核病魔反覆折磨陰影下的死亡威脅，到經歷第一段婚姻的失敗，對男女關係的領悟，甚至是中歐的旅行、「三個女大學生」以及「世界之窗之家」還有那兩隻名叫卡利與古拉的貓，都是現實中真實存在過，作者人生的一部份。也許是離得太近，投入太多真情實感，想說的話也太多，導致這部未竟之作的寫作過程諸多不順，終究是塵封在了作者的抽屜裡。

與《異鄉人》相比，《快樂的死》或許在情節與主題的凝聚力和行文的純熟、洗鍊程度上稍嫌遜色，背後透過自己第一部作品醞釀故事建構功力及形塑敘事風格的年輕作家，在我眼中卻仍舊是特別耀眼、絢爛多彩的。他對故鄉的依戀與鍾愛，對阿爾及爾海灣與切努瓦自然景致更迭鉅細靡遺的描述，搭配主人翁的心境變化，尤其引人入勝。「夏日將盡，角豆樹在整片阿爾及利亞國土上，散發著一種愛的味道；晚間或雨後，擁抱過太陽的大地盡情地休養生息，它濕潤的小腹灑滿苦杏仁香氣的種子。……隨著夜晚到來，加上大地舒緩的嘆息，這味道在小徑上變得清新淡雅，僅勉強能觸動帕特里斯的嗅覺——就好像跟你在令人窒息的酷熱午後上街晃蕩了一個下午的情人，現在與你肩並著肩，在洶湧人潮裡、華燈初上處凝望著你。」完稿後回過頭來校閱修潤之時，重新見證作者的法語原文，藉由我的大腦和雙手，幻化為既熟悉又陌生、既驚艷又感動人心的中文字句，使我再一次體驗到了翻譯的魔力，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挖掘文字工作者的潛力，而絕非只是對外文功底的一種驗證而已。

感謝李樂的邀約，以及她的耐心與協助。感謝在 2022 年能重遇卡繆，重遇他筆下的世界，窺見他作為創作者的初心，以及他曾經的脆弱、自我剖白、對命運的不甘和叛逆，還有他對文學創作的執著與熱血。